［摘 要］作为历史学的分支学科，教育史学需要大胆借鉴当代西方新史学理论，充实和加强自身理论体系。作为新史学的一支，微观史学“大处着眼，小处入手”的研究视角与教育活动史研究有着内在的本质联系。它对中国教育活动史的研究启示可归纳为四个方面：微观化的研究取向;以问题为研究本位；总体史的研究宗旨；多元结合的大史料观。
［关键词］新史学；微观史学；教育史；教育活动史
［中图分类号］G529［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1672-0717（２０10）０6-0071-04
进入21世纪，面对教育史学自身的发展危机，教育史工作者有必要不断地进行学科反思，进而着力建构教育史学科的理论范式。作为历史学的分支学科，教育史学需要大胆借鉴当代西方新史学理论，充实和加强自身理论体系。作为新史学的一支，微观史学“大处着眼，小处入手”的研究视角与教育活动史研究有着内在的本质联系，为当下中国教育活动史研究的开展提供了诸多借鉴。
一、微观史学的兴起及其研究特点
20世纪70、80年代之前，新史学研究多关注经济、历史地理或相关题材，片面夸大“长时段”结构和热衷于静止历史的分析，忽视了个人和单个事物，因而饱受学科内外的诟病与质疑。为克服弊端，20世纪70年代，部分史学家进行了方法革新的尝试，微观史学应势而生。
“微观史学”由意大利史学家卡洛•金兹伯格和乔万尼•列维等人提出，是一种“以缩小观察规模、进行微观分析和细致研究文献资料”［1］为本质的研究方法。1976年金兹伯格出版的《乳酪与蛆虫—— 一个16世纪磨坊主的精神世界》是微观史学的经典著作。此后微观史学的影响逐渐扩大，并影响欧洲其他国家。作为研究方法的创新，微观史学摆脱了抽象和概括的研究对象，重在关注微观的、具体的、易于观察的人或物，尤其是关注不同的阶级或阶层的文化、社会状况以及个体或群体彼此之间的矛盾冲突，试图通过对微观现象的研究，阐释其文化内涵，折射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现状。为了在限定的范围中收集证据、鉴别史料，微观史学者在实践中形成了提名法与证据范式两种基本方式［2］，同时还借用了文化人类学“深度描述” 的方法。在著作编撰方面，微观史学家倾向于采用叙述的写作手法，揭示人物之间的关系，揭示社会和文化内涵。在史料运用上，他们更注重史料的广泛性、多元性和精确性，更贴切地重构作者所要描述的社会图景。
微观史学的出现为史学界带来了革新，但由于自身的局限，忽视了宏观的、总体的历史背景，将视野局限在狭小的、琐碎的问题上，因此受到了诸多批判。从客观上来讲，微观史学在新史学推陈布新的转变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它从微观层面研究人们的日常生活行为，以小见大，丰富了对人这一历史主体的研究，克服了宏观研究的抽象性、概括性和枯燥性，从另外一个角度提供了一个深刻地观察人类历史的机会。
二、中国教育史中的微观研究
二战以来欧美史学呈现出繁荣景象，诸多流派次第登场，史学方法的更新为教育史学研究带来了新思路，“同时也为教育史学家与历史学家结盟、开创教育史研究的新局面创造了条件。”［3］
微观史学作为新史学的重要流派，为深刻观察教育史实提供了崭新的视角。
刘云杉的《帝国权力实践下的教师生命形态：一个私塾教师的生活史研究》通过对清末塾师刘大鹏的个案研究，彰显一位塾师在科举废除前后的心态历程。王枬的《教师印迹：课堂生活的叙事研究》通过现场观察和田野工作，运用叙事的方法解读了教师课堂生活背后隐含的教育内涵。张素玲的《文化、性别与教育：1900~1930年代的中国女大学生》聚焦于20世纪初期中国第一代女大学生群体，研究她们在不同的教育文化环境中的生活。许美德的《思想肖像：中国知名教育家的故事》，通过口述访谈了11位中国教育家的成长历程、事业发展与学术贡献。这些研究体现了教育学界对个案研究、叙事手法、口述方法的高度重视。它们关注了广大普通教师和学生的日常教育生活，实际上与微观史学目光向下，关注历史上小人物、小事件的研究主张不谋而合。这是微观史学在中国教育史研究中的成果。这些成果的研究对象、方法、理念与原有中国教育史研究有所不同，其最大的特点是体现“教育活动”的特色。教育史关注的不仅仅是制度和思想层面的探究，而且是具体的、鲜活的场景，它可以是一名私塾教师的内心世界，它可以是平淡课堂中蕴藏生机的教学活动，它也是学生群体的生活图景，它还是教育者的思辨轨迹。
近年来，教育学界对教师活动、学生活动、教学活动、办学活动等相关“教育活动”研究的增多、关注程度的提高及研究成果的问世，体现了学界开始倾向于关注教育活动的重要地位。教育活动史的提出正是对当下学术实践的总结与思考，只是目前的理论体系尚有待完善。
三、中国教育活动史研究如何可能
从教育史的研究对象来看，教育思想史与教育制度史的二元划分模式，已经成为广泛认可的学术规范，但是这种划分只是认识教育史研究对象的一种方式，而不是唯一方式，否则将把真实的教育世界简单化。对于教育活动史的提法，学术界说法不一，下面将从教育史的研究对象和教育活动史的内涵两个层面予以阐释。
1.中国教育史研究对象的再认识
英国历史学家柯林伍德在《历史的观念》一书中说，“历史发现的是何种事物的真相？我的答案是res gestate（活动的事迹）：人类在过去的所作所为。”［4］他还认为历史学就是关于活动事迹的科学。梁启超也指出：“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其专述中国先民之活动，供现代中国国民之资鉴者，则曰中国史。”［5］他认为赓续活动即过去的活动，是历史研究对象的主体。
教育史是历史学和教育学的交叉学科。它在历史学滋润下成长，与历史学有着天然的血缘关系。历史活动作为历史学研究的本质对象，自然也是教育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教育学研究中最能充分体现教育本质的是人们的“教育活动”。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教育活动是人类活动中最重要最独特的活动形式和领域。前苏联学者休金娜曾指出：“人的活动是社会及其全部价值存在与发展的本原，是人的生命以及作为个性的发展与形成的源泉。教育学离开了活动问题就不可能解决任何一项教育、教学、发展的任务。”［6］
通过考察历史学和教育学的研究对象，为中国教育史接纳教育活动史作为研究对象确立了理论的合理性。教育活动史是教育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教育史应该以历史上感性的、实在的、具体的教育活动的发展及其演变作为研究对象。
2.中国教育活动史研究的内涵
“教育活动”是专指直接以促进人的有价值发展为目的的具体活动的总称，也是指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以各种方式参与教育过程并进行互动的方式的总合［7］。长期以来，我们的教育史学研究在于寻求教育历史发展的“规律”，注重精英思想和制度形成，而忽视了历史进程中各种人物活动及其事件。其实，教育历史离不开人的活动，或者说，没有人的活动就无所谓教育历史［8］。
人类对教育活动认识的成果，逐渐系统化成为教育科学。教育活动是教育学产生和发展的基础，教育学推动和提升着教育活动的发展和进步。教育与教育学相伴而生，并行发展。如果教育学不研究人们的教育活动，那就无法进行；同样，如果教育史学不研究人们的教育活动史，再怎么研究教育思想史和教育制度史，也缺乏前提和基础，只能是一门“见人不见行”、“见物不见事”的教育史学。
从学科分类看，教育活动史并不是教育史学的一个分支，而是一种运用新方法、从新角度加以解释的新面孔的教育史，是一种新的范式。
四、微观史学对中国教育活动史研究的启示
通过对微观史学和教育活动史的分析可见，微观史学对中国教育活动史研究有四个方面的启示：
第一、视野下移、微观化的研究取向。与西方传统史学相比，微观史学家把眼光转向了反映社会各阶层心态的一般民众，关注与普通民众相关的婚姻、家庭、宗教信仰、日常生活中的观念和行为。金兹伯格认为，对一个具体的、有名有姓的人进行研究，远比对抽象的个人概念研究更有价值。在《乳酪与蛆虫》中，金兹伯格通过重构主人公麦诺齐奥的生平历史，抓住其与众不同的世界观，从小人物的侧面分析主人公异端思想言论产生的原因，并把目光投射到主人公受制于的时代与文化上。
过去的教育史研究多是自上而下的宏观研究，导致微观的日常问题无人问津，大众文化教育成为研究的空白，因此也就无法展现出教育史生动鲜活的特色。教育活动史研究应该贴近生活、视野下移，以具体教育生活为研究重点，探究日常教育问题和民众的教育活动。如法国教育史学家皮尔•卡巴斯主张研究教科书、教育内容以及学生个人书写物等相关问题。就教科书而言，可以研究教科书的定义、立法，教科书编写者的身份、教科书的生产和销售以及教科书的内容与使用等问题［9］。他以教科书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具体化和细节化的史料分析，从侧面生动地再现了当时法国教育发展水平。
视野下移、微观化的研究取向是今后教育史学发展的趋势之一。唯有如此，教育史学才能赢得广阔的研究空间。
第二、以问题研究为本位，确立“视情而定”的理论与方法。微观史学“让史学向历来被忽视的人群敞开大门”，“在小群体层面上探寻历史动因”，因为它研究的问题就在其中。从自下而上的立场选择，广泛史料的收集、到采用叙事手法等背后凸显出它以日常问题研究为本位。
教育活动史从“教育活动”出发，也必须坚持将研究从上层和精英移到下层和民众，并以“他者”的立场，即站在教育活动者的立场，设身处地地感觉和体会进而发现问题着手研究。
问题意识不仅决定研究视角，还决定“视情而定”的理论与方法，包括选择研究对象、研究方法、资源来源，进而也决定了研究成果的适应性及社会功能。教育活动史选取的对象是民众，所撰写的论著的内容和所使用的材料要倾向于民众教育史；表达方式上要力求形式生动活泼，成为民众喜闻乐见的作品；研究成果应符合大众的欣赏水平和阅读能力，避免教育史学的“贵族化”倾向，使教育活动史成为真正意义上大众化的教育史。英国教育史学家理查德•奥尔德里奇认为教育史学研究和教学的宗旨应该定位于满足大众的需要，他说：“教育史”是更普及的、大众教育领域的课程［10］。
第三、追求总体史的研究宗旨。20 世纪中叶以来，“ 全面史”、“整体史”、“总体史”一直是西方史学家追求的目标。所谓“总体”是指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的有机结合。但事实上，许多标榜“总体”的著作多在政治、经济、社会三者之间建立联系，而将文化孤立于外，其原因在于未能准确把握文化与其他三者之间的“连接点”。
微观史学的研究恰恰解决了这一问题。其研究对象是人的日常行为，属于内在的文化范畴，对具体问题的讨论与探微，是为了说明体现于外在的政治、经济、社会活动。这就等于在文化模式与政治、经济、社会体制这些宏观概念之间架起了桥梁。
如果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构成了史学研究的两个维度，给人以全面的认识，那么教育活动史、思想史、制度史就构成了教育史学的三个研究维度，重新建构了研究对象，使教育史的研究内容整体化。教育活动史是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以各种方式参与教育过程并进行互动的历史，是影响人们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制度发展过程的关键性因素。它既是教育思想史和教育制度史的起源，又是两者存在的前提和基础，还是连接两者的中介和桥梁。
教育活动史还着力进行教育总体史的研究，如可以把特定区域的教育视为一个整体，全方位地考察其社会教育状况，从特定地域的历史积淀、民间文化、社会网络、教育生活等等方面，展现这一地区的教育立体全景，并在历时性的研究中，加入其他社会科学，如社会学、心理学的理论与方法，注重结构与功能的共时性分析。这既是总体教育活动史在特定领域内的研究尝试，又可以在实践中推动教育活动史研究的深入发展。
第四、坚持多元结合的大史料观。鲁滨逊(James Robinson)在《新史学》中主张“把那些许多不见于书本或碑文记载的材料认为是史料”［11］。微观史学延续着鲁滨逊的思想，其史料来源广泛，涉及法庭证词、治安报告、监工报表、演讲、私人笔记信件等五花八门的原始材料。结合教育活动史的研究，在史料收集上要“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不仅要肯于下功夫，还要思维开阔，坚持文本史料、口述资料、田野调查等相结合的大史料观。
当下教育史研究的文本“边际”已经被充分扩展，除传统文献资料以外，宗谱族谱、方志、日常读物、诗歌民谣、小说戏剧、野史笔记等等都因蕴藏着丰富的教育史料，被纳入了史料的发掘范畴。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曾经讨论过“常人向来不认为史料者，吾侪偏从此间觅出可贵之史料”的方法，小说也在其范围之内。梁启超认为“《儒林外史》中胡屠户奉承新举人女婿，固非事实也，然明、清间乡曲之人一登科第，便成为社会上特别阶级，此却为一事实。”［12］无论作家驰骋冥想至何境界，如《西游记》、《聊斋志异》，一旦着笔叙事，总不能脱离其所处的环境，不知不觉中展示了当时的社会背景。
教育活动史的重心是底层、民间，因此，必须注意收集散落于民间、民众之中的教育史料，包括非官方记录和口述史料。英国口述史学家汤普逊认为，口述史的首要价值在于，“它给了我们一个机会, 把历史恢复成普通人的历史，并使历史与现实密切相联”［13］。口述资料的收集需深入民众，有的材料仅限于口头流传，或深埋于民众心中，但这些认识和看法，可能比那些文字记载的东西更能传达民意。
在民间史料获取上，人类学的田野调查作为“他山之石”尤为重要。通过田野和口述方法，可以搜集到极为丰富的民间文献，听到大量关于教育思想、教育习俗、教育人物等内容的传说和故事，有利于弄清古代或者近现代的教育事件、教育设施或教育人物的真实生活，所揭示的社会文化内涵也往往是文献记载未能表达的。将田野调查资料与文献资料进行比对，往往会发现原来没有意义的内容在田野调查之后都变得有意义了。
通过对中国教育活动史研究以及微观史学对其研究启示的分析，希望能引起大家的进一步思考，共同推动中国教育活动史理论体系的不断完善。什么是“教育活动史”这个问题，不仅需要学术争鸣，更需要付诸行动。我们相信，当教育活动史的新著不断问世的时候，研究体例日渐成熟的时候，关于教育活动史的疑惑自然就迎刃而解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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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美］鲁滨逊.新史学［M］.齐思和，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39.
［12］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53.
［13］杨雁冰.口述史学百年透视（上）［J］.国外社会科学，2002(2)：6.
(责任编辑 李震声)
Research on Micro-historiography and the History
of Chinese Educational Activity
LIYong，ZHOU Hong-yu
（School of Education，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Wuhan，Hubei 4300079, China）
Abstract:As a branch of historiography,the educational historiography needs to strengthen its theory system by borrowing the theories of current western new historiography. As a branch of new historiography, the “main point based, concrete point analyzed” research perspective of micro-historiography has an inherent relation with the historical study of Chinese educational activity. It implies that the historical study of Chinese educational activity should be micro oriented，problem-based, and has the purpose of overall history and multi-viewed historical data collection.
Key words:new historiography; micro-historiography; history of education，history of educational activity